最终是以林肯总统为首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成了废奴阵营的领导力量。

而社会改造的最核心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改造，以文化改造，完成民族自救。因此，他总结其乡村建设的失败，认为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织，但是此团体组织，并非通常之政党，而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团体，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

在这个意义上，政协本身不是宪政，只是实现宪政的条件。托克维尔观察美国第一批现代政党的出现时，总的评价为：政党是自由政府生来就有的恶。团体、政党与多元主义 如何理解梁漱溟的这些具有独特声音的宪政思想？这对于理解梁漱溟思想的整体性非常关键。在伯克为政党的合法性进行理论辩护的时候，政党的实践并没有相应地获得好评在转型民主国家，美国宪制模式非但不可能成为麦迪逊的希望，反而是林茨的噩梦（林茨是耶鲁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因总统制的危险之命题而著称于学界）。

而美国枪支安全状况所折射出的，正是治理问题的宪法化所造成的既不民主、也无法决策的困境。现任教于哈佛法学院的劳伦斯•莱西格教授，早年曾受教于阿克曼，他的新著《失去的共和国》讨论了美国的竞选资金体制对国会的腐蚀，这本书因其平易近人的阅读界面，在商业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9] 比如澳大利亚，在决定信息公开时，原则上不要求申请人给出用途说明和申请目的。

进入专题： 政府信息公开 。[14] 所以，即便是主动公开的信息，当事人不知晓，或者行政机关没有主动公开的，当事人也可以依申请公开。在我看来，这种限制的妥当性只与申请公开的信息数量有关，并通过说明理由的程度来实现。之所以胜诉率不高，除了个别明显袒护行政机关的外，还有，第一，对当事人的举证要求过于苛严，[1] 而行政机关是否应有此信息，法院又无从查起，全凭行政机关的诚信。

实践中，因捆绑上了过错追究和行政问责，非制作的行政机关持有信息，也不愿公开，宁可把当事人呼来唤去，也不愿蹚浑水、沾惹是非。阅读上述案件之后，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已不再是要不要信息公开，而是怎样公开。

第二，由于评委个人的评审意见及投票情况职称申报者并不知晓，被告持有的职称申报者对评委个人可能会实施扰乱工作、生活行为，以及打击报复的假设缺乏合理的根据。理由是：第一，依申请公开的信息都是相对人迫切需要的，对其生产、生活与研究有着重要意义。[20] 从澳大利亚有关判例看，申请目的，以及申请人对信息有限使用的承诺，这些也不是绝对不考虑。要把这个看似空泛、文献已多的题目写得不飘浮，我选择了检索案例，对足够多的判决样本进行分析，这使得我的研究能够获得某种经验基础，并通过它们勾勒实践面相，提炼问题意识，总结实践做法。

滥用申请权，一旦被拒，很可能衍生为滥用诉权。[3] 比如，刘桂兰与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上诉案（(2009)皖行终字第0079号）。其中不少判决，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其中，上海法院判决的案件最多，249起，占79%，之后是浙江、河南，分别为19、10起，各占6%、3%，其余的13个省、直辖市少得可怜。

我们至少发现了四种情形： 一是不转由制作机关，而是自己直接提供了。现有研究已反复论证了，这是一种误读，且流弊甚广。

[7] 比如，陈某某与上海市黄浦区地名管理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决定纠纷案（(2012)沪二中行终字第283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选择的是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在举证责任上做适度的限制，这在我看来是最机敏、有效的。

如果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有关信息公开的案件中，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被告就可以舍弃行政主体理论，由实际承担信息公开的主体来担当。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和依据证明被上诉人具有制作或获取上诉人所申请的动迁人员核对表的职责，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实际制作或获取过上诉人所申请的信息。有的是作为后者做出决定的基础，有的是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可惜的是，对于秩序行政和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的不同特质，迄今我们的认识还很肤浅，行政法教科书也付之阙如，或着墨不多。如果无法一目了然做出可否公开的判断，交由原制作的行政机关决断，并告知申请人。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尽快在省级以上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建立相对独立的信息公开委员会，判断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是否允许公开，用团体主义来降低个人判断的政治风险。

如果申请人给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服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引用上述第13条规定予以拒绝。一些地方政府也误以为依申请公开只能适用于主动公开的信息之外的信息。

陈某某与上海市黄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上诉案（（2011）沪二中行终字第267号）就很典型。在我看来，三安全、一稳定是一个独立的例外情况，它也的确与国家秘密有交叉，却不重叠，外延更大，它还囊括了其他也不宜公开的情形。

[34] 如果没有，就必须有识别标准。法院也是按照上述第17条做出判决，被上诉人不是上述信息公开的义务机关。

[24] 参见吕艳滨、Megan Patrica Carter：《中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4。但这并不免除行政机关的审查义务，行政机关也必须对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做出判断，而且，即便是第三人明确拒绝公开或者消极不回复，行政机关也必须权衡利益，斟酌利害，决定是否公开。一种是以行政机关存有的原始状态的信息为准，即便与行政机关给出的正式文本有出入，或者不符合规范要求，存在笔误，也不足以否认其真实、准确。原告反对，但理由贫乏。

2．谁制作、谁公开？ 第17条之所以坚持由制作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很可能是为了确保信息的原始性和准确性。[27] 即便是涉及三安全、一稳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也不是绝对不公开。

比如，吴某某与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决定纠纷上诉案（（2011）沪二中行终字第222号），被上诉人查明，上诉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是由其下属机构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制作的，但本着公开、便民的原则，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提供了该信息。从公开的成本与效益上看应该是最高的，不像主动公开，常流于形式，成本大，又多不为相对人所关心，效益不彰显。

不少案件显示，行政机关、甚至法官都把三需要设定为申请资格条件，要求申请人必须予以证明。（6）在程序、方式上的瑕疵对行政决定效力影响的把握上，有长足进步。

行政机关决意公开时，不能不给第三人第二层次的保护。通览案件，涉及15个省、直辖市。或者在通知决定公开与实施公开行为之间设定必要的犹豫期。1．三安全、一稳定 多数案件在论及三安全、一稳定时，无论是法庭辩论还是判决也都只是给出结论，不加分析。

比如，它就与《公务员法》（2006年）第12条、第15条规定的工作秘密有着某种呼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7条（以下简称：第17条）还进一步对具体的公开主体做了规定。

信息公开应算是授益行政，偏向服务行政和给付行政，是向相对人提供信息的公共服务。[14]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0）——以政府网站信息公开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页226。

很显然，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有着某种默契，用补正来应对原告（上诉人）似乎无休止的纠缠。超出合理申请的次数和数量的，甚至可以按几何基数征收费用，以抑制当事人的好奇冲动和权利滥用。